（学生通讯员 张茜）12月15日下午，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江沛做客新人文讲座，以“晚清电报引入之争的历史意蕴”为题，在线上为200余名师生系统梳理晚清电报引入的曲折历史过程，深入剖析由此引发的纷争以及历史教训。

主讲人江沛

讲座伊始，江沛提出“为什么每遇到重大技术、社会问题，都要引发争论” ？他简要回顾了电报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情况，指出电报的本质是一种现代通信技术。工具是人的肢体的延伸，电子媒介是人的中枢神经系统的外化，媒介促进人类相互联络并扩大视野、在比较中丰富知识、在交流中互利、创造财富，逐步摆脱知识愚昧和政治盲从，世界由此从区域历史阶段进入全球化时代。

江沛将晚清电报曲折的引入过程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通信风暴”（1844-1866），1844年5月24日莫尔斯发出第一封电报标志着电报真正进入应用阶段，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俄在华提出铺设电报要求，清政府均予拒绝。第二个阶段为“峻拒阻遏”（1860-1870），清廷多次搁置西方修建电报线路建议，主要理由包括：国情不一，架设电线利于外人开发，不利于我；伤风败俗，民怨较多；山川险阻在非常时期可以阻挡外人入侵等，存在“朝士皆耻言西学”思想，特别强调国家安全，较少考虑经济利益；第三个阶段为“欲拒还迎”（1870-1879），面对洋务运动、海防及台湾防卫要求，部分清廷重臣观念动摇，从峻拒渐向有限开放、服务边防、自主仿行转变，主权意识极强。禁办电报缺口打开，面临多种现实阻力；第四个阶段为“实利至上”（1880-1900），边疆危机推动电报建设，电报线路进入快速发展期，至1899年清廷共修建5.5万里的电报线联通除西藏外的所有省份。江沛认为，上述过程中，纷争的扩张性影响及“中体西用”的思维定式，延误了工业技术引入的进程，国力增长受阻的清国，也失去了主导东亚格局的历史性机遇。

最后，江沛总结晚清电报引入之争的历史文化意蕴和教训启示：一，每遇重大机遇与选择，争议四起，实为在所难免；二，参与者多为士人、政治精英，代表那个时代的眼光与境界，受体系、惯性影响，多是政策选择的倾向性差异，并非完全对立；三，所有争论是在国际化背景下展开的，是中西文明冲突与融合的必然过程，既要有“历史之同情理解”，又要避免“清谈误国”；四，囿于人文知识结构及“重农抑商”思维束缚，清人无力判断电报等工业技术的经济与社会价值，无法把握工业革命以来的全球化趋势；五，技术转移要历经引入、仿制、创新三个阶段，需要资本、技术、资源、管理、人才等形成合力，清人秉承主权意识、民族情感，力求“权操我手”，自行仿制，有违技术发展规律；六，千年变局下，存在资本短缺、技术无能、人才匮乏等民生阻力，清廷的无奈有着历史复杂性的合理性；七，边疆安全也即政治安全是清末电报建设落地的要因；八，要秉承唯物史观，不能将清朝的衰败仅仅归结为制度和道德；九，要避免“技术决定论”或“文化决定论”等偏颇。

在演讲结束后的互动环节，江沛回答了师生们提出的无线电报在中国军队的运用、晚清铁路与电报引入异同、通讯史研究等问题。

本场讲座是清华大学新人文讲座《中国史系列讲座》第十二讲，由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李欣然主持并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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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沛，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南开大学中外文明交叉科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兼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天津历史学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曾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16-2020年间曾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先后任日本大阪大学、广岛大学、台湾政治大学客座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社会史、政治史等方向的研究。目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抗战研究专项重大项目的研究，任首席专家。

供稿：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