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的前身是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创建于1911年，是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余额建立起来的。1923年起筹办大学部。1925年建立国学研究院，导师有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讲师李济等，主任为吴宓。在开学日，吴宓阐述国学院宗旨，说：“惟兹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而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确精密之方法（即时人所谓科学方法），并取材于欧美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此又本校研究院之异于国内之研究国学者。”王国维所开《古史新证》、梁启超《历史研究法》、陈寅恪《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和赵元任的《现代语言学》、《方言学》等课程均显示出借鉴西方现代科学方法重新阐释中国传统文化的鲜明特色。当时曾在国学院就读的有王力、吴其昌、刘盼遂、姜亮夫等，清华国学院于1928年终结，时间很短，但为现代中国培养了一批善于用新思想治理国学的优秀人才，在我国学术史和教育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

清华的大学部于1925年开始招收新生，1926年分设国文、西洋文学、历史、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教育心理学和社会学系等系，1928年组成文学院。在教学方针上，与当时其他大学不同之点即多数系强调“中西兼重”原则，希望培养博通中外文史知识的通才。如中文系比较“注重新旧文学贯通与中外文学的结合”；外文系提出要培养“汇通东西之精神思想”的“ 博雅之士”；历史系则提出“中外历史兼重”；哲学系强调东西方哲学的相互阐释；社会学系也主张学生应有广博的基础知识。为此，各系都十分重视外国语文的教学，例如中文系必修的外文课程约占全部必修课总额的五分之一（联大以后有所削弱）。而学习外国语言及文化之目的则在于学习“西洋的方法”来“整理国故”，或创立新学派。与这种教学方针相适应，教师的学术研究也表现出现代释古学的种种特色：如中文系主任朱自清强调兼取“京派与海派之长”追求宏观上的开阔与微观上的谨严，代表作是《诗言志辨》。闻一多以立论上的大胆与考证上的绵密见长，对上古神话研究及诗经、楚辞的研究既富于历史感又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其它如杨树达的汉字研究，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许维遹的管子、尚书研究和浦江清、余冠英的研究都显示出开阔与谨严相结合的特色。外文系的突出实绩是开拓了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的先河。吴宓的《中西诗之比较》、瑞恰慈的《文学批评》、《比较文学》课程都对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特别是吴宓的《文学与人生》，在中西文化的“相互阐释”方面有突破性贡献。该系所培养的学生如吴达元、赵萝蕤、季羡林、李赋宁等均为比较文学界之中坚，特别是钱钟书，以其《谈艺录》和《管锥编》将现代释古学提到了新的高度。哲学系强调横切面的哲学问题的研究，强调论证、逻辑和概念分析，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所缺的，其中金岳霖的《逻辑》、《论道》和冯友兰的《贞元六书》、《中国哲学史》影响较大；历史学系在继承国学院传统倡导“新史学”的目标下，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编》和《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张荫麟的上古史研究、雷海宗的通史研究、吴晗的明史研究都在学术界具有较大影响。研究者的见解和观点尽管有所不同，但都注意对某一历史现象找出它所以如此的时代和社会的原因。概括地说，清华文学院继承和发展国学院时期的优良学风，在运用近代科学思想和方法阐释中国传统文化方面既能做到视野开阔，又不大而空；既立论谨严，又不拘泥细节，力求对中国历史、文化现象做出既符合当时情况又富于时代色彩的解释。在文学院执教的著名学者有：闻一多、朱自清、俞平伯、杨树达、刘文典、王力、陈梦家、浦江清、王瑶（中文系）；吴宓、王文显、叶公超、翟孟生、温德、瑞恰兹、燕卜荪、钱钟书（外文系）；陈寅恪（历史与中文系双聘）、雷海宗、刘崇鋐 、蒋廷黻、张荫麟、吴晗、周一良（历史系）；冯友兰、金岳霖、贺麟、张岱年、沈有鼎（哲学系）；陈达、潘光旦、费孝通（社会学系）等，现当代的著名学者、作家、艺术家如钱钟书、杨绛、季羡林、赵萝蕤、王瑶、林庚、季镇淮、费孝通、曹禺、何兆武、李学勤、傅璇琮、何炳棣、端木蕻良、吴达元、吴组缃等曾就读于文学院。